何振梁：刘翔的自信弥足珍贵 奥运会不能变成角斗场

　奥运会不是角斗场

　　即便在热盼了近半个世纪的奥运会真的近在眼前，也许我们还是有许多同胞在“普天同庆”的同时，对奥林匹克主义一知半解，或了解得不够透彻。作为和奥林匹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奥运老人”，何振梁在其将至耄耋之年依然心系奥林匹克精神正解的传播，不惜年迈之躯奔走四处，传道、授业、解惑……此次来到上海，他重点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元素。

　　何振梁指出，首先有一个概念不能搞混：“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这两个名词并不等同。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容易把奥林匹克运动简单看作是一场四年一次、全球参加的运动会的原因。其实，在真正的奥林匹克运动中，体育比赛仅仅是一个传播文化的载体。说到底，奥林匹克运动是一项社会文化运动；追根溯源，最早它所承担的使命是教育青年，激励社会——这就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创立奥林匹克运动时的初衷，而不是仅仅为了单纯地办一场大规模运动会。19世纪末，世界政局动荡，人民生活疾苦，顾拜旦知道单纯搞个大家来参与的大型运动会，并不能达到世界进步的目的，体育运动必须和文化、教育这两样东西相结合，而这两样元素正是最能体现奥运人文关怀的关键所在。

　　何振梁认为，缺少了文化和教育功能的奥运会，就和古罗马的角斗场没什么区别。大家追求的都只是感官上的刺激，不看重内涵，一场比赛过后除了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外，什么都没留下。这又像是看电影，真正经久不衰、能发人深省、回味无穷的都是那些同时兼顾了艺术内涵和可看性的影片，而不是单纯赶时髦、商业化的快餐电影。

　　何振梁介绍说，奥林匹克的人文关怀，在上世纪的二战前后和冷战期间，着重体现在加强各国沟通理解，促进世界和平上。而到了国际局势日趋缓和的当今，则更多体现在强化人与人的平等观念上。它反对宗教、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一切形式的歧视行为。为此，国际奥委会一边在对外扮演着“居委会阿姨”——比如曾成功纠正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另一方面，也在奥林匹克内部推行各种公平、公正化的改革——比如逐年提升女性的地位。据统计，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女运动员人数比例，从1986年的26.5%提升到2000年的38%；而没有女运动员的国家代表团比例则从1991年的20%，下降到了2000年的0.5%。目前，国际奥委会正在向下一个指标努力：将内部管理层的女性官员人数比例增加到20%。

　　而另一个大家关注的世界课题——环保，也是近年来奥林匹克大力倡导的主题，改善人类日益恶劣的家园，这也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奥林匹克从我做起，在建造奥运场馆时，宁可缩小建筑面积也不能毁树伐林。

　　在何老看来，如果奥运会没有融文化、促和谐等多方面的人文理念和进步功能，那奥运会绝不会受到全世界那么多人的推崇和热爱，因为它充其量只会成为少部分贵族的游乐场——古罗马角斗场的现代翻版。

　　完全没必要请斯皮尔伯格

　　眼看北京奥运会已迫在眉睫，最近却因为达尔富尔问题，令西方世界某些人对中国略有微词，甚至有些人还想拿奥运会开刀，将政治问题扯进奥林匹克。何振梁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把达尔富尔问题拿到奥运会上来说事儿的那些国际人士，在思想上都已偏离了奥林匹克精神。

　

何振梁介绍说，其实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西方世界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芥蒂已久。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美国的国会和欧洲的议会都持反对意见，而这次达尔富尔问题的出现又被某些人“利用”。而在民间，在所有受到这一错误观念影响的人群中，最知名的无非就是已被北京聘为顾问，随后却以此为借口宣布退出的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退出的是是非非，何老不愿多提，但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个质疑：“当初到底是否确有必要请这么一个美国导演来顾问中国的开幕式？”在他看来，特地请一个美国人来参与需要充分展现中国5000年文化的奥运开幕式，有多此一举之嫌。中国人完全应该有这个自信，由自己来完成开幕式的设计和策划。

　　由此何振梁顺便指出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所存在的崇洋风气。比如年轻人都爱用洋名，广告爱用洋人面孔，招牌上爱用外文等等，这其实都是一种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他特地还提到，像上海被许多人称作“东方的巴黎”，苏州被人称作“东方的威尼斯”之类，“为什么要把我们一些漂亮、有特色的城市都说成是东方的什么什么？我们的城市不比西方城市低一等，我们没必要借助他们的名字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何振梁介绍说，国际奥委会目前仍然还是一个主要以欧洲文化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但文化的多元化在将来是势在必行的，整个世界也必将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华文化应该有一种文化自豪感，要让人家发现自己，首先要敢正眼看自己。当然，这不是要大家去搞民族沙文主义，而是要带着一份民族自尊去迎接四方来客。

　　另外，在接待世界各国的来宾方面，何老提醒大家一定要一视同仁。此前某邻国曾有过这类教训：开奥运会时看到黄皮肤的运动员，以为是本国同胞，甚为怠慢，而对那些白人却鞍前马后，毕恭毕敬，被人看在眼里。结果该国此后两度申奥四处碰壁，他们犯的错误就是疏忽了奥林匹克人文精神中平等待人的一条。

　　何振梁指出，过去奥运会在亚洲曾举行过两次，日韩各一次，但是那时世界接触到的只是东方文化中的两个分支，只有这次北京奥运会才是真正让世界全方位认识东方文化的契机。而作为东道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展示我们纯粹的民族文化、不卑不亢的民族风貌以及不需借助任何外力的策划和组织工作。

　　要学的就是刘翔那份自信

　　说到奥林匹克的教育职能，细化来说，这次奥运会来到中国，能教导中国人些什么呢？何振梁以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自信心，他还特别强调，“就是刘翔的那种。”

　　曾有外国教育家打趣地和何老说，在国外，从小孩在马路上溜达的样子就能分辨出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因为西方，大多数孩子走路都习惯挺胸抬头，在路中间走，而许多中国孩子却都习惯低头在边上走。中国人谦虚谨慎的传统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一种本能的低调，结果往往在自信心方面有所缺失，而这正是奥林匹克准备纠正的一处症结：中国能举办奥运会，这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地抬起头来走路。

　　何振梁特别提到了刘翔，2004年“亚洲飞人”在雅典夺得一枚奥运金牌，何老亲自为其颁奖，并进一步接触了这样一位充满阳光的大男孩。他觉得从性格特点上说，刘翔在中国运动员中并不多见，他开朗、自信，同时又尊重每一个对手，是一个典型的具备奥林匹克精神的运动员。有媒体曾质疑过刘翔的这份自信是否过了头，何老却认为它不仅恰如其分，而且弥足珍贵：“他是真正的自信，而不是自负。他的自信不盲目，因为他从不会因为优异的成绩而在训练中懈怠，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或者目中无人。”

刘翔的自信也感染了何老。在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决赛前，法国的奥委会委员曾私下里找何老商量，“我们国家的杜库里在这项目上很可能夺金牌，如果他做到了，请你把这次颁奖的机会让给我好不好？”何老当时就诙谐地回答道：“没问题啊，只要你们的运动员能过得了我们刘翔这一关。”

　　自信的刘翔强大了，但并没有自我膨胀，他依然尊重每一个对手，严于律己。何振梁认为这就是一个符合奥运精神的运动员应有的文化和教养，并希望青年人都能向刘翔学习。曾有一位美国记者问过何振梁，“文化教育元素在体育运动中如何才能看出得来？”何老回答说，“大道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举一个例子，你们美国的两代拳王，阿里和泰森，谁更杰出？要论成绩，实在是难分伯仲，但他们两个一个文化涵养很好，受人尊敬，而另一个则打人、咬人、强奸，什么都干——现在你能分辨体育运动中文化教育存在与否的区别了吗？”对方茅塞顿开，连连点头。

　　国际奥委会从来不列金牌榜

　　何振梁指出，唯冠军主义，也绝对不符合人文主义，是为奥林匹克精神所不容的：“每年奥运会期间公布的那些金牌榜排名可都不是我们国际奥委会发布的。真正注重成绩的都是各个国家，而奥委会从不关心这些。”

　　都灵冬奥会，中国双人滑选手张丹/张昊在做一个抛四周跳动作时失手，张丹重重摔倒在地受伤。但随后，他们却带伤完成了比赛。全场观众起立向两人鼓掌致敬，两人最终获得亚军。何振梁当时就在现场，他激动地表示，这枚银牌的价值一点不输于金牌，他从中看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这种坚忍不拔，是所有运动员的榜样。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射击队的“老枪”王义夫一边吸氧一边比赛，最后仅以微弱劣势屈居亚军。赛场上，王义夫支撑不住昏厥倒地，赛场边，何振梁感动得流下眼泪……

　　何振梁相信，当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些运动员身上，而不是一味地去追逐摘取金牌者时，奥运会比赛本身的人文精神才可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而且这一理念在我国，尤其需要普及。何振梁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曾有一部体育题材电影被送往国外参展。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同样是一个文艺评论家的基拉宁提出，影片故事感人，拍得也不错，就是有一个情节不太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一名得了银牌的运动员愤然将奖牌扔进了大海。何振梁听后很有触动，“积极进取是对的，但太看重成绩也不足取。银牌也是你努力后得来的，参与者本身就是胜利者，这和‘更高、更快、更强’并不矛盾。”

　　何老最后也不忘提醒，这次在家门口举行奥运会，政府、民众都不应被成绩冲昏头脑，靠不择手段去谋求东道主“应有的”金牌量，结果只会得不偿失。比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有人指责韩国有关方面买通裁判拿走了本该属于美国队的一面拳击金牌，这桩官司纠缠至今。和何老的想法相同，国家体育总局已三令五申：北京奥运会绝不强求“金牌第一”。